撰稿、采访/杨锐 赵启琛 樊欣然 孙梦圆

审稿/吴而为 宋丹丹

 

 

渐渐入夜的中关村步行街，像极了一座中心公园，属于现代社会的科技、工业、物欲在暗下来的光线里遁去。瑟瑟冷风中，昏黄灯光从发抖的树叶上倾泻下来，一首《顺其自然》听起来是那么伤感：“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/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/只是那点不安/只是那点心酸/总会忽然扩散/让心又累又茫然……”

原来这路灯下，照旧安放着舞台和生活。

阿寅角色反差中的自我追寻

阿寅怀抱着一把吉他，白净的面孔，斯文的眼镜，一身干净整洁的休闲服装。接过一杯风吹得不再温热的奶茶，他说起自己从小喜欢弹吉他，家里人也支持，曾经组过乐队、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。不自觉的笑意从脸上浮现出来。

在属于白天的时空里，阿寅是白领。逼仄的办公室与开阔的步行街，沉默的重复工作与放声的街头歌唱，稳定的收入与随性的选择，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，白天与黑夜的转换，角色反差之中，他尝试着体验自我的冲突与张力，不再中规中矩地过着看似稳定却平淡无奇的生活。音乐就是点亮世界的火花，星星之火，足以照亮来往的路。

阿寅面前的路上，有人匆匆走过，有人驻足聆听。“平时累了走这就停下来听听，他唱得好，用心。我也放松，可以想想心事。”

你看，原来一首歌延伸出的时间，不仅仅属于歌者自己。有故事的，也不仅仅是歌者自己。

我们采访时，还有阿寅的一个哥们，也是听歌认识的，渐渐熟了就会没事过来看看聊聊天，也有粉丝会建微信群，闲暇时大家一起聊聊音乐，谈谈生活。

但是心酸从来都难免，心酸从来都重重叠叠。

寒风中连续唱两三个小时已是不易，弹吉他的手开始慢慢冻僵，“天冷了就不唱了”。除了季节天气的考验，还有外部的人为因素，重要时节的北京，一声禁令街边人事便只能退散开去。

即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易，对阿寅而言，最大的不满意依旧来自自身。平时工作忙，练习歌曲的时间不够，他接连着摇了摇头，“半个月没演了，状态不好。”说起为何不辞掉工作专职做街头艺人，阿寅无奈地笑了：“专职做这个，收入涨幅比较小，而且是在北京，竞争压力太大了，做音乐前途不大。”

临近结束时，他笑着说：“未来应该会继续玩音乐，不一定以街头艺人的形式，”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。

“但是会玩一辈子音乐。”

大雁只是一颗想当阿炳的心

在步行街的艺人中，大雁显得独特，小提琴的穿透和悠扬常常吸引许多人的驻足。

 

 

大雁只拉不唱，演奏的时候被戏称为“面瘫”，却凭着绝不面瘫麻木的乐声赢来大家的关注，不时会有孩子跟着音乐跳舞，看不出章法，却灵动顺眼。

大雁是河北人，平时的工作与计算机打交道，周末或者工作不是太忙的时候会开车进京来演奏。同样受到天气的影响，他每年的演奏时间总是开始于情人节，结束于光棍节。

从两年前的初来乍到到现在扩大范围走向三里屯，除去两地奔波的疲惫劳累，大雁收获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补贴，更是精神上的满足。

他曾受邀在欧美汇拉琴，曾前往山东给结婚的粉丝献上一曲表示祝福，也曾来北大给十佳歌手伴奏。也有粉丝会送来鲜花、饮料和各种零食，收到这些的大雁会开心地拍照发动态和大家分享。这些音乐上的认可给自学小提琴的大雁带来了不少快乐。

曾经有老板联系他想把他包装炒红，但是他拒绝了。他坦言，街头演奏是受到了心灵上的敲击，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会有东西沉淀下来想对外表达，炒成网红其实是限制了这种自由音乐的表达。他没有想红的欲望，只想能多一些时间来在工作之余练习更多的曲目，将小提琴的技艺磨练得更好，将内心的感触融化成琴声与大家分享，无关其他，只有一颗想当阿炳的心。

“我走的是群众路线，拉的是流行歌曲。”接地气的演奏往往更能触动人心，无论是音乐也好还是其他形式的艺术也好。谈到那些可爱的孩子，大雁开心地笑了：“说不定这些孩子在我这见到了小提琴，说不定以后能成音乐家呢。”

访谈接近尾声，中关村的大街上车流滚滚，行人匆匆，高大的大雁向我们挥手再见，前往三里屯，去奔赴另一片新的天地。

“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／他想他总能为人们奏出彩虹／音乐自己懂／一样有听众沿途点亮／他命运的灯笼／二泉映月／他才不管红与不红”

这段歌词恰可作为他的故事的注脚，而这首歌的原型，是阿炳。

另一面故事

艺术与生活的交织尚且还容易被品出些属于精神世界的诗意来，可当自由并未被提供，当这一切仅仅是生存。

老年的街头艺人大多来自农村，或者是不发达的城市，且多为残疾。他们在北京没有亲属家人，经“老板”的带领来北京卖艺。“那都是人雇的，那些人上头都有老板。一个老板能雇四五十多个。”常年与这些老年艺人分享公共空间的街头小贩说。

 

 

老板在五环附近租个房子，民房、仓库、大通铺，一间房住下十来个雇佣里的老人，管吃管住，一个月发放七八百“工资”，白天把老人们送到卖艺的地点，盒子里钱堆满了就收走，晚上来把人接回住处。

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辛苦的自己“闯荡”的街头艺人。“中关村那个杂耍卖场的老大爷，”小贩说道，“他辛苦是辛苦，也挣得钱多。像那种别人雇的那种，辛苦就给老板挣个钱。”

老人们表演杂技、唱歌、拉琴、吹笛子，银发皱纹都被算进这表演之中。地铁通道里，眼盲的老人拉着琴弦松散、琴声干涩的二胡，扎进过路人心里。

街头的世界从未如我们想象中简单，复杂个体构成的空间中社会的面目被清晰勾画。

“多啊，像那个老头，成天在那卖艺的那个，一天多了能有个四五千。不得了啊，一天能顶我一个月工资。那人一年能挣个二三十万！那些普通唱歌的一天最少也能挣个二三百，那个也不少。天桥上那种拉弦的一天出来一会儿也能挣个二三百。”小贩带着苦笑回答。

通过对路人以及艺人的采访我们了解到，只要不妨碍市容市貌和行人交通，城管允许街头艺人在这里工作。但“等到了奥运会、阅兵之类的大型活动需要整治的时候，城管会提前维持市容。”

步行街上人流量并不小，“刚开始看着有的挺可怜就给点，给得多了也就烦了，之后也就不给了。”几乎大部分的人对街头艺人的态度都如此经历了转变。

然而相较于纯粹乞讨的乞丐，街头艺人仍旧收获了更多的认同与尊重，因为“他们还是靠自己去挣些辛苦钱”。

街头艺人终是占据了这样的微妙位置，艰难的生计背后艺术的轮廓时隐时现，束缚与自在、压抑与突破，就这样共存在一盏路灯之下，冲突却交融。

只是我们转念又会想到，这方舞台主演者也不仅仅是他们而已，凡人生活皆是如此。等不来华丽的登场，要不到洒脱的卸装，却全是拜生活所赐的独家剧目，自在欣赏。